近日，笔者以久违了的心情读了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阎真的两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当代》2001年第四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和《曾在天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看完这两部淋漓尽致的小说，笔者觉得心中有很多话，不吐不快。 在下面这篇小文中，笔者将综合这两部小说来说说下面三个问题：

   ①理性主义者的形象；对生命意义的追寻。首先，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理性主义者。在《曾在天涯》一书的最后附录的《追寻我们生命的意义空间——〈曾在天涯〉写作随感》一文中，作者说，“理性主义者以科学的态度和铁的逻辑推毁了从上帝到乌托邦的一切偶像，信仰主义正在失去最后的阵地，于是出现了无法填补的价值真空”，“理性主义者的最后胜利始料不及地将自己置于形而上价值虚无的精神绝地，永远失去了寻找精神家园和终极意义的可能性。这是高力伟式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心灵悲哀”。在《曾在天涯》中，高力伟最后是胜利了：他如愿地赚到了一笔不菲的钱回国了。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可以说，他经受了肉体和心灵双重痛苦。到了加拿大后，他找不到工作，自觉矮人一等，等到找到工作了，却又要忍受种族歧视和怕被人嘲笑等心理压力。此外，以前温柔可人的妻子一有不顺心的事就毒打他。高力伟最不济在国内也是一个大学教师。可在加拿大，他一文不值。为了生存，他偷垃圾桶，发豆芽，斩鸡，炒菜。他可是一个知识分子啊，好歹也是一个大学教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谁不知道加拿大好地方？可我活着痛苦！在国内好歹也是个人，现在呢，除了我自己把自己当个人就没人把我当个人，人整个地被阉了似的。”高力伟就这么清醒。他追求的是一种意义，一种生命的意义。

与高力伟一样，《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池大为较高力伟多了一层中国传统文人的色彩。可以这么说，池大卫身上还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他推崇的是诸如屈原、文天祥、谭嗣同这样铮铮铁骨的中国脊梁。他刚到省卫生厅时敢于站出来揭露厅里的一些问题，不愿做违心事，不愿拍上司的马屁，都是受到他父亲和《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无形的影响。然而，残酷的现实一点点地磨去他的锐气，由于太天真，他处处碰壁，最后被赶到下面的“清水衙门”——中医学会。他结婚后，现实问题越来越严峻，直到他儿子的出生，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到达顶点：原来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妻子开始对他不满。在现实的压迫下，他无法开始象别人一样去求人。甚至想方设法地去和他以前不屑的马厅长套近乎。做这些的时候，池大为依然很清醒。他很痛苦，可他渐渐的，就变得有点麻木不仁了，他开始意识到现实的严酷性。等到他出卖暗地里准备搞垮马厅长的舒少华向马厅长打小报告时，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池大为已不是刚来到卫生厅时的池大为了。池大为变聪明了，终于步入了那个他原先不以为然的圈子。值得一说的是，在池大为的转变中，有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那就是不得志的宴之鹤。宴之鹤是一个看破了一切的人，是池大为的军师。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很有意思。在池大为当上厅长后，他因他女儿工作的事有求于池大为，可池大为无意中忘了，他对池大为就怪怪的。可见，即使给池大为出过不少关键性的计谋，可他自己仍然跳脱不出俗人的圈子。他不是真正的“无为”，而是无法为。这个形象可以说是当上厅长后的池大为的对立面。池大为完全可能变得向宴之鹤一样的，可终究不会。为什么？那就在于池大为原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从下面爬上来的，现实使他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仍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当上厅长后想的仍是为人民做点实事，所以他烧了好几把要了原任马厅长的命的火。换成别人，会这样做吗？即使最后，当他成了人物后回家探亲，他在他父亲的墓前烧掉了那本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但他仍没有停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不管是在《曾在天涯》中，还是在《沧浪之水》中，作者都用了精彩的对话，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一个关于人的处境或者说人的存在的哲学命题就不动声色地蕴藏在小说文本的叙述中。作者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一个文学与哲学结合的典范。

②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处境。在我们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知识分子扮演的是社会精英的角色，是国家的栋梁。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们推崇的是“文以载道”，文人们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仕，当大官。现代知识分子与此大同小异，他们自觉地肩负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中国现代历史上重大的运动哪一次不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时期，最早吹响反封反帝的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知识分子。

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的车轮滚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社会渐渐出现“一切向钱看”的风尚。此时，知识分子不再是精英，不再是社会的话语中心。与文革时的“臭老九”不同，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金钱面前昂不起高贵的头颅！“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现实面前，知识分子败得一塌糊涂。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充分说明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应该是个典型。在出国镀金的高潮中，他无意中靠了他妻子的关系出了国，后来还拿了别人梦寐以求的绿卡。然而，他总觉得自己活得没意思，活得很荒诞，活得不象个人。他总想着回国，即使加拿大是个好地方。在国内怎么说也不会象在加拿大那么窝囊。可以说，高力伟选择的是逃避。虽然这种逃避是多么的苍白。他回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知识分子，或许还要承受包括亲友在内的许多人的质问：你拿了绿卡怎么就回来了？你怎么就这么傻？

至于《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他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敢想敢说敢做，死也不愿随俗。刚研究生毕业时留校的名额被别人“抢”走时，他安慰和鼓励自己，“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所认定的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在到中医研究所后八年里，他受尽挫折，归根到底就是他视为自己做人标准的的“心灵的原则”造成的。他不愿迎合别人，不愿象别人那样为了提升而象狗一样对上司摇尾巴。然而，他所在圈子并非他想象的那般简单。人们为了追求升官勾心斗角不说，还扭曲了自己的灵魂。这种处境也是极度尴尬的。让我欣喜的是，处处碰壁的池大为并没有沉沦，相反，他变得精明起来。和《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相比，这应该是一种进步。我想，作者想借池大为这个人物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观点：在尴尬的处境中，知识分子特别是理想主义型的知识分子应该自动从天上“下凡”，有时候忍辱负重是必要的，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虽然，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写主人公池大为在自己的父亲墓前烧了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这一意味深长的行为让人不禁怀疑作者的真正意图，对主人公是褒？是贬？从“父亲，我理解你，你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我已经感到生疏，现在又强烈地感到了它的存在。”以及烧书时的情景，我们有理由推断，池大为在从政之后觉得很失落，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但笔者依然认为——阎真教授在这两部小说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在尴尬的处境应该怎么办的答案。

③小说中的哲学意味。曾有人批评中国的作家太过现实，写的东西跳不出生活的繁琐，现实的无奈，小人物的遭遇；而西方的小说家眼界开阔，其小说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关注的是人性，并且富有哲学意味。我想，持此论者若看了《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那么，他说这些话时大概要考虑考虑。当然，这两部小说在形象性和哲学意味的结合方面并非无可挑剔。但我想说，它们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无论是《曾在天涯》还是《沧浪之水》，你读的时候感受不到一丝说教，然而，你却不可能随着人物的遭遇而不想些什么。这就是作者的高人之处。

前面我说到，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与哲学结合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在小说里是以别样的形式存在的：哲学意味和人物的心理、对话糅合在一起，哲学意味通过人物的心理和人物的对话传达给读者。这样，既使小说刻画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生动，还使小说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可谓“一箭双雕”。然而，这两部小说之所以能够这样写，能够以这样的形式糅合文学的形象性和哲学意味，是因为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换成以下层老百姓为主人公的小说，请问，他们有何有意识的哲学观点？他们如何会那么哲学地想，那么哲学地说？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能够象这两部小说这样完美地在小说文本里表现哲学意味的。

即使这样，《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仍然给人不少启示。比如，如何艺术地刻画人物的心理和语言，使它们具有一定的辐射性，而不仅仅停留在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上。又比如，如何小说文本里表达作者的一些想法，甚至是一些哲学意味很浓的想法。

作者附言：这是笔者2003年1月份匆忙写就之文，那时笔者尚在未走出大我司园，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从行文大概可略见一二。见笑。